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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現場–「地方創生-台日韓實踐現場與社會韌性的真實考驗」

  • 1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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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曆新年假期開始的首日,中山大學城市共事館USR計畫於市定古蹟原愛國婦人館,邀集來自台日韓三方的大學學者、地方創生達人,透過跨國經驗、大學角色及地方職人的不同角度,共同分享剖析「地方創生」這個近來在臺灣帶動地方發展改變驅動引擎以及成為熱門顯學的實踐案例經驗。

 (圖一):市定古蹟,哈瑪星系x高雄原愛國婦人館


每一個創生現場皆是獨一的

首先登場的是來自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吳亦昕副教授的台日經驗對照分享,吳亦昕老師常年帶領大學修課學生往返台日兩地,進行地方創生的國際共創、共培課程實踐活動,有豐富的本地與他國操作經驗。

 

吳老師開宗明義即說明:今日分享日本地方創生的差異與特色,並非拿台灣與日本比較孰優孰劣,地方創生與都市計畫不同,相當強調在地性。「都市計畫」有正解、基準或模式,但「地方創生」則隨人與聚落的數量而有無限可能,每個地方創生的模式其實很難複製,每一個地方皆有其獨特的地域性與當地條件,人們需透過設計的手段,去營造屬於自身的的安居樂業模式。

 (圖二): 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 吳亦昕助理教授

 

 日本戰後地方創生政策脈絡演進

在二戰後,日本有「中央主導的國土開發計畫」,逐步轉向「地方分權與公民社會」,再進入「人口減少危機下的國家級地方創生」,近期則邁向「數位×在地韌性的地域創生2.0」。


一、高度成長與中央主導開發期(1960年代–1970年代前半期):

日本在1960年代進入高度經濟成長,形成強烈的新中央集權發展模式。1972年當時首相田中角榮提出的《日本列島改造論》,以現代化思考,以高速交通網與資訊通信網帶動地方工業化,這時期地方政策仍以「國家主導的基礎建設與產業配置」為核心,但也帶來開發失衡的現場與問題。

 

二、地域主義與地方自立思潮期(1970年代後半期–1980年代):

玉野井芳郎提出「地域主義」,主張地域住民基於風土個性形成共同體認同,追求行政、經濟自立與文化獨自性。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則認為經濟鑲嵌於社會關係(宗教、政治、習俗)中,經濟學不應只計算金錢交易,而應包含地域內的生態循環(水、能源)與社會關係(自然環境Ecology與人類生活Economy的統一),並應重視「互酬」(如志工協作、在地貨幣)與「再分配」(地方福利),以建立自律性的在地循環經濟。

 

伊凡·伊立奇(Ivan Illich)提出「自立共生」(Conviviality),主張地域主義必須具備「適當規模」的技術,讓居民可理解、可操作、可維護,能親手掌控生活,並強調「家庭」、「祭祀」、「農事」等不被市場計價的活動(Shadow Work)、才是地域生命力的來源。「自立共生」這觀念,在地方創生1.0後期要轉換成2.0的時候,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三、「地方的時代」:多核心分散與地方品牌化(1980年代):

「日本列島改造論」造成了一方的失衡與破壞,並產生里山保存運動,1979年首相大平正芳提出「田園都市國家構想」,把「文化」、「共同體」、「地方生活品質」拉進國土政策討論,但難以直接轉化為可操作政策。1988年有「多極分散型國土形成促進法」及誇飾的「故郷創生一億日圓事業」。

 

四、經濟泡沫崩壞後/分權改革與治理重組(1990年代):

1991年起,日本經濟歷經泡沫化(失落的10年→20年),長期停滯使「地方財政」與「自治體功能」問題更形尖銳,1995年1月17日阪神淡路大震災導致非營利組織(NPO)大增,社會事業、社區事業等「連帶經濟」組織開始可見,地方振興的行動主體開始從「政府」擴展到「民間與中介組織」。2000年時,都市計畫法大修正,推動地方分權,將都市計畫的決定權從國家移交給地方自治體。

 

五、新自由主義式的地方競爭框架(2001–2010):2001年的「環之國」會議:「今後需繼承日本傳統自然觀,並融合最新科技,打造共生型、循環型的社會經濟及生活,使21世紀成為自然生態系統復甦的世紀。」。2005年有地域再生法,20029年的地域振興協力隊推進綱要,然而,地方之間差距持續擴大。

 

六、地方消滅論與「地方創生」國家化(2010–2025):

2013年,安倍經濟學「三支箭」:金融寬鬆、機動財政、民間投資成長戰略。2015年,日本地方創生元年:一億總活躍社會「新三隻箭」:經濟、育兒支援、社會保障。在地方創生(Regional Revitalization)1.0時期的基本目標如下:(一)、創造地方的安定雇用、(二)、創造地方新人口流入、(三)、實現年輕世代結婚・生産・育兒規劃、(四)、開創符合時代的地域、守護安心生活,重視地域之間的合作。2022年,「數位田園都市國家」構想。2023年,融合數位與現實(Digital ×Real)的地域生活圈構想。2024年,地方創生10年的檢視驗證,仍出現人口集中首都東京、少子化及地方人力不足仍是核心難題。

 

2025年,確立地方創生2.0基本計畫:地方創生xSDGs→循環生態圈、共生社會。促進地方成為「女性與年輕人願意選擇的居住地」,目標(一)、創造安心工作與生活的地方環境、(二)、應對東京一極集中的風險,促進人口與企業向地方分散、(三)、創造高附加價值的新地方經濟、(四)、徹底活用數位與新技術(區塊鏈、數位轉型(DX)、綠色轉型(GX)等新技術)、(五)、促進「產官學金勞言」合作,提升全國共識(人才共享流動機制)。

 

七、EBPM(以證據為本的政策)與Well-Being 指標:

定義與工具:在數位田園都市架構下全面導入EBPM,鼓勵使用「地域幸福度(Well-Being)指標」與公開資料(含RESAS),以客觀數據與主觀調查結合,並能以「偏差值」與他地比較長短。


地方創生的公共性v.s.經濟性(並非絕對的二元對立)

(一)   、山崎亮的社區設計(Community Design):

地方創生的關鍵不只是做出空間,而是設計「人與人如何持續連結、共同解題」的機制。強調「和社區一起設計生活方式」(Design with Community of Lifestyle),設計師與居民的討論範圍從硬體擴大至軟體,例如社區美術館的導覽應如何進行、人煙稀少的寺廟應如何活絡等企畫。


(二)、木下齊的自立經營型地方創生模式:

地方創生亦同「經營」(Management):必須回到損益、投資、回收、再投資等基本現實課題,而非僅靠理念動員。必須建立穩定收入,能支付人力、維持營運、滾動改善並且建立需要具責任歸屬的經營主體來整合空間、產業與公共合作。

 

大學與地方

日本強調多元關係人(PLAYER),從2015年地方創生開始,大學投入協助解決地方事務,大學協助培養學生學習,學習後後於當地就業,日本特別注重就業課題。

 

COC(CENTER OF COMMUNITY)到COC+

2013年的《國立大學改革計畫》明確將國立大學定位為地域活性化之核心據點,同年推動地(知)之據點整備事業(COC事業):與自治體等合作,全校性推動以地域為導向之教育、研究與社會貢獻」,並要求獲選學校在與地域社會合作的前提下,導入「以地域為志向的教育。


2015年(地方創生元年)地(知)之據點大學地方創生推進事業(COC+事業):

必須編製包含地域志向科目(培育承擔地方創生之人才,並促進人才向地方集聚)之全校必修課程架構。


2020年大學地方創生人才培育計畫(COC+R):地方創生關鍵在於,地方大學要成為區域經濟與教育的核心,由責任大學+協作大學+地方政府+企業共同設計人才培育與就業出口。

 

地域志向教育課程類型,包含:

地方學:以大學所在地的歷史、文化與產業為核心,結合地方人士、自治體承辦人與校內教師授課,建立學生的在地理解。


實習:與地方企業及政府合作,讓學生進入真實工作現場,理解地方社會中的職務與角色。(例:佐賀大學「挑戰型實習」;德島大學「寺子屋式實習」,聚焦中小企業課題)


生涯教育:邀請在地多元職業人士授課,協助學生思考在地方的工作與生活路徑。(例:秋田大學「地域生涯設計」)


PBL與演習:運用大學周邊自然與地域資源,將學習場域擴展至地域本身。演習透過周邊地區田野調查與現地調研,提供強化理論與實踐連結之機會。PBL以地域具體課題為學習主題(問題導向),讓學生在探索解方過程中培育問題解決能力。

 

日本COC v.s. 台灣USR

目標:

日本,強調地方就業、人才回流/留才、產業與自治體協作。對「地方定著率」有明確期待。

台灣,強調在地議題解決、社會創新、教學創新、人才培育。對就業定著雖重視,但不是唯一硬指標。

 

課程與實作形式:

共同點:都重視場域學習、跨域課程、PBL、地方協作。

差異點:日本,較常制度化為「地域志向科目、教育學程、副專攻、認證」。台灣,較常以「計畫模組」串接課程、場域、行動方案,彈性高但制度化程度校際差異大。

 

產官學關係:

日本,與地方政府、商工體系、在地企業連動緊密,偏「產官學金」型。區域平台治理思維較成熟(就業、產業、交通、照護等系統議題)。


台灣,與NPO、社區組織、地方學校、文化團體連結非常活躍。社會文化與公民面向強,但與區域產業政策的制度性銜接仍可再強化。

評估與成效敘事:


日本:KPI導向較強(例如地方就業、參與數、制度建置)。

台灣:強調歷程敘事、社會影響、在地關係品質、學生學習轉變。

 

文敬淵教授:(韓國光云大學 國際學部)

本次發表探討韓國五個城市的地方變遷現象,重點關注人口流動、產業特徵及地方結構的變化。

涉及城市:群山、全州、平澤、華城(香南)、東豆川

(圖三) :韓國光云大學國際學部 文敬淵助理教授

  觀察重點:

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呈現多種不同軌跡,包括人口減少、旅遊發展、全球化影響、產業依賴及城市擴張等。移民及外籍勞工對城市人口結構和生活動態有顯著影響,部分地區出現不穩定的居留與再遷徙現象。地方的變化並非單一路徑,而是在產業、人口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下呈現多元化轉型。

 

暫定結論:

地方沒有單一的未來,有些地區正縮減,有些地區重新被連結。地方的關鍵在於生活的可能性,而不僅是人口數量。

(此次發表提供初步分享,詳細分析將於後續論文中呈現。)


王威棋老師:

本身除了是中山大學城市共事館專案經理,同時亦是USR計畫在旗津的社會開創基地技工舍,老物診療室的修復老師。一方面身兼大學社會責任政策實踐執行的角色,又同時兼具地方創生職人的雙重身份。年輕時來到高雄港都中山大學就學,原來本科系是唸多媒體,後自覺無太多天份,恰好在中山大學哈瑪星地區被在地的打狗文史再興會地方文史社團吸引,從此一頭栽入學習木作文資材修復的專門領域至今。


(圖四): 王威棋老師 (老物診療室/城市共事館USR計畫)

 

在地廢棄材料修繕與再生

由於個人在旗津技工舍工作室所在地的周邊為大陳移民社區,周遭有許多廢棄木材,因此他個人就以這些木材作為一個在社區工作的起點,思考與投入如何重新修繕利用,再加上技工舍基地營舍原先遺留下的空間材料,重新修繕老物料及老物件、賦予新生命,並思考如何將人群帶進這個充滿歷史味道的場域。

 

手作的溫度

在帶領修繕的過程裡,王威琪老師特別強調「手作」的部分,不同於機械加工,它是帶有溫度的,希望可以將這項老智慧技術,傳承給大家。無論對象是佔了一大比例的在地居民或是高雄第一社區大學學員,或者是中山大學的學生。

此外,在傳承修復技術外,王威琪老師亦發揮修復技術的社會陪伴功能,透過與家扶中心的旗津據點合作,培力家扶兒少接觸木工修復技能,據此建立學童自信心。又旗津是一海島,將作品融入各式各樣各異其趣的海洋於魚類造型木製造型,教育孩童認識家鄉的魚種物產。 最後透過創作同時思考作品如何結合商機,因此以視覺展覽藝術形式,盤點整理旗津在地海事文化,用轉譯的方式,介紹給社會大眾。


孫佳暄老師:

女力培力

同樣身為被邀請進駐旗津技工舍創生職人的孫佳暄老師(暱稱:織織),有一特別的身份特徵,即身為「女性」這樣的性別角色,她不僅是技工舍的共事夥伴,同時參與旗津社區女力團隊,培育培力包含在地社區鄰居、印尼、越南的女性新住民對象。作為一位女性藝術家的孫佳暄老師便思考以其擅長的織品、縫紉技術,回饋在地民眾,免費教導大家學習。

(圖五):孫佳暄老師 (織織人工作室/技工前進隊)

 

藝術共創:

過去經常是個人色彩的單獨創作,而在旗津技工舍,孫佳暄老師常邀請社區參與其創作案,同樣的,她亦喜歡用在地的材料例如廢棄漁網,作為劇場空間的轉譯媒材,並且可同時進行大眾藝術教育。廢棄物再利用的的案例,即當地重要的相關產業–造船業的五金鏽染等,孫佳暄老師喜歡帶領旗津當地居民,共同用本地材料或資源創造出屬於有地方特色元素的作品,用藝術串起地方記憶。

 

在2023年魚兒洄游藝術共創活動,她號召120位大小朋友到旗津完成83隻小魚兒的繪畫,並參與「笑海海生活節」的展出,希望旗津未來更多小魚兒都洄游回到家鄉,看見家鄉的美。而因為在駐地過程中,發現旗津在地居民最常吃的魚類是虱目魚、鮭魚(進口的)等魚種,因此也利用藝術參與創作,向民眾進行海洋食魚文化教育。

在2024年的「循環綠活節」,孫佳暄老師找了在地廢棄花材進行創作,作成大型木框架,重新變成展示牆面。


在2025年與高美館 x 藝術家羅晟文的社區合作案中,運用許多漁網,談論海藻議題,因為在地居民居民很會處理漁網(流刺網),參與作品許多的漁網製作。

孫佳萱老師特別強調她喜歡與民眾一起創作、工作,共創會讓作品充滿不同的層次對話,過程中,不僅僅只是完成一個作品,而是可以讓彼此對話,讓大眾理解生活其實可以跟藝術結合。透過藝術行動,建立起與民眾的連結互動。


 當日座談聚焦與互動回饋:

計畫協同主持人李怡志經理綜整來賓的分享,歸納出在地創生職人如何透過藝術行動與在地包含婦女夥伴的連結以及扣連地方發展的面向,透過職人技術專業,培養陪伴在地關係人口,改善當地生活環境,形成在地認同。而外部夥伴或團體參與當地活動過程中,雖出發點是立意良好、結合當地文化符碼,但亦須時時留意提醒,避免變成掠奪式的參與。在共創或共作過程中,注重相關參與者的著作權利,包含報酬及權利義務,透過文書文件與事先的清楚定位定義,讓每位參與人獲得同等的保護與保障。

 

在國際經驗部分,可以發現日本相當重視在地就學與在地就業,就學與就業往往扣合與地方的連繫,當然,地方創生除了本地人口外,亦會有許多來自外地的遷入、移入新人口族群,然而不可否認,排他性卻是經常會發生的負面共同現象。此時,良好的「中介角色」與「潤滑劑」即成為相當重要的關鍵角色。

 

在日本,地方市役所即成為重要的第三方,針對移居或重返地方的對象,市役所會給予相當大的協助支持。相較此點,李怡志經理提出台灣本地有趣的對比,因為隸屬地方行政首長的區長是官派,受限於地方制度,常常異動頻繁,對於地方的營造效力無法長久深耕,因此中央政府主管機關國發會即以資源直接下方的方式,將政策下放給地方。


(圖七):主持人/李怡志經理(中山大學城市共事館USR計畫協同主持人) 


(圖八):綜合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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